古代湖北瘟疫时空趋势

     人类社会的扩大、集聚以及发展客观上增加了人类感染传染病的风险。进入文字时代，关于瘟疫的记载也同时出现，甲骨文记载了许多疾病名称, 其中也有了“疫”、“疾年”的记载 , 这都是指疫病流行。

    襄阳、荆州（江陵）、武昌是湖北地区的三个重要的政治中心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历史地位。楚国发祥地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南襄盆地内，随着楚国的发展壮大，其政治中心逐步南移，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地区，古称江陵。直到元朝时期，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首府所在。政治中心的变动意味着人口集聚趋势的变化，以及交通中心的地位，与疫灾发生空间的变动趋势相同，这进一步说明，人口的集中和人口的流动是疫灾发生的重要条件，集中是增加了易感人群，而流动则是扩大了传染范围。而到了明清时期，湖北地区的瘟疫发生的原因也从战争为主，转移为水旱灾害为主，所谓“大灾之后有大疫”。疫情发生的中心也从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、荆州，转移到了以“天下四聚”汉口为中心的鄂东地区。古时民众遭灾之后，逃难逃荒会引起人口的大范围流动，而逃荒逃难期间，生活或饮食卫生条件不佳，增加了细菌侵袭和感染病毒的风险，最终导致瘟疫出现。

    总之，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是急性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，而武汉地区自宋元之后，成为湖北地区的政治中心，晚清时期，由于京汉和粤汉铁路的修建，更是成为“九省通衢”，“天下四聚”加“九省通衢”，武汉出现疫灾的风险可谓是湖北地区最高的。